周德海没有等来督导组暂停调查的消息，晚上七点十五分，省政府办公厅值班室送来一份内部情况。
中央已经要求对清江行动涉及的程序问题进行复核，但督导组没有停下，相关取证和外围监控仍在继续。
周德海把那张薄薄的情况单看了两遍，问道：“复核由谁负责？”
“最高检和督导组法务人员交叉复核。”郑海波站在办公桌前回答，“陈默暂时回避新措施审批，只提供原始记录。”
周德海抬起眼睛：“他自己同意的？”
“是。”郑海波应道。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周德海原本准备好的那套说辞，突然失去了最锋利的部分。
如果陈默抓着案子不放，他可以说对方为了立功不择手段；如果督导组拒绝复核，他可以继续向上反映程序失控。
可陈默偏偏主动让出审核权，把自己签过字的材料全部交出去。
这样一来，程序复核如果查出问题，责任自然有人承担；如果查不出问题，他递上去的那份情况反映，就会变成一次目的过于明显的拖延。
“李文斌联系上了吗？”周德海忽然问道。
郑海波迟疑了一下后说道：“下午那通电话以后，我没有再联系他。”
“我问的是，他现在在哪里？”周德海不耐烦地说着。
“恒远投资的人说他去处理旧档案了。”郑海波应着。
周德海盯着郑海波，声音沉了下来，冷声质问道：“谁让他今天处理？”
“我只转达了您关于重新归档的要求。”郑海波急忙说道，“我没有说销毁，也没有让他去银行。”
周德海没有说话，他太了解李文斌了。
这个人替他管了多年外围账目，做事谨慎，却也给自己留了太多后手。只要风声不紧，那些后手是保险；一旦调查逼近，那些东西就会变成谁都不敢碰的炸药。
桌上的保密电话就在这时响了起来，郑海波接通以后，只听了十几秒，脸色便一点点变白。
“什么事？”周德海问道。
郑海波放下电话，声音发紧地说道：“城郊一家废弃印刷厂被查了。李文斌和恒远投资的两名职员被当场控制，现场发现了代持协议、公司印章和项目分红表。”
周德海握着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无力地问道：“还有吗？”
“李文斌身上有一枚银行保险柜钥匙。”郑海波小心翼翼地说着，“督导组已经申请查封。”
周德海慢慢靠回椅背窗外是江北省会最繁华的夜景，车灯沿着主干道连成一条长河。
几个月前，他还在这间办公室里批示临江疏浚项，目，来汇报的人坐满了外间。
现在，大楼依旧灯火通明，可那些曾经围在他身边的人，不是在接受调查，就是已经不敢接他的电话。
“周省长，要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郑海波低声问道。
“反映什么？”周德海反问着，“说李文斌不该去烧材料，还是说督导组不该在他点火以前进去？”
郑海波低下头，不敢再说。
周德海把手中的钢笔放回桌上，重新拿起那份情况反映副本。
“从现在开始，不准再联系恒远投资，不准打听李文斌被带到哪里，也不要找任何人替他传话。”周德海一字一句地说道，“有人问起下午的电话，你就如实说，是通知企业按规定清理重复档案。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郑海波答应下来，脚下却没有动。
“还有事？”周德海问。
“李文斌要是开口呢？”郑海波问了一句。
周德海看了这个秘书一眼后，说道：“他开口说什么，是他的事。调查组相信什么，要看证据。”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郑海波，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没有签字，没有直接转账，没有一份文件写着周德海三个字。就算李文斌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也只是一张嘴。
只要那份保险柜里的原件已经毁掉，只要郑海波守住口，只要外围资金还不能证明最终流向，他就还有周旋的余地。
“回去吧。”周德海说道，“明天的工作安排不变。上午研究重大项目，下午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
郑海波离开后，周德海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没有再打电话，也没有提前回家。直到墙上的时针越过八点，他才起身走到窗前，隔着玻璃望向远处。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认定李文斌的供述只会是一张嘴时，银行监控、碎纸残片、手机草稿和恒远投资的服务器备份，已经从四个方向朝同一个位置合拢。
就是在周德海跳窗而望时，李文斌被带进谈话室。
他已经看过相关手续，也接受了身体检查。桌上有水，墙上的时钟正常走动，两名办案人员坐在陈默两侧，负责记录和程序监督。
陈默没有把灯调得刺眼，也没有用一句威胁。
真正能让一个长期替别人管钱的人开口的，不是声量，而是让他明白，自己精心分开的每一条线已经重新合到了一起。
“恒远投资为什么在今天处理五年前的项目档案？”陈默问。
“公司例行清理。”李文斌应着。
“为什么去废弃印刷厂？”陈默再问。
“那里租金便宜，有设备。”李文斌再应着
“为什么给铁桶浇助燃剂？”陈默继续问。
“我不知道，是员工自己做的。”李文斌继续应着
“为什么先去银行保险柜？”陈默追问着。
“取我个人的东西。”李文斌还是平静地在应着。
“取了什么？”陈默问。
“记不清了。”李文斌回答得很快，每一句都只解释眼前一个动作，不给任何可以延伸追问的细节。
这货显然做过准备，陈默把四张照片依次放在桌上，第一张，是他从档案服务中心取出的两个寄存箱，第二张，是印刷厂里尚未粉碎的股权代持协议，第三张，是船上U盘中的“堤二百，文斌代收”，第四张，是他手机草稿箱里那条提到郑秘书和周省长的信息。
“这四样东西单独看，你都有理由。”陈默说着，“寄存箱可以说是公司档案，代持协议可以说是正常业务，U盘可以说是别人栽赃，草稿可以说是没有发送。”
李文斌抬起头，显然没想到陈默会替他把辩解都说完。
“所以我现在不问你周德海有没有收钱。”陈默继续说道，“我只问一件事：你从银行保险柜取出的原件在哪里？”
“我说了，是个人物品。”李文斌狡辩着。
“外围录像显示，你从银行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进入印刷厂时，文件袋还在。执行人员控制现场后，文件袋不见了。”陈默盯着李文斌，平静地说着。
“可能放在车里。”李文斌继续狡辩着。
“车里没有。”陈默平静地说着。
“那我记不清。”李文斌应着，有些不淡定了。
陈默看着他，问道：“你记不清文件在哪里，却记得提醒郑秘书‘今晚转走’？”
李文斌嘴角抽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平静地说道：“草稿不是我写的。”
“手机在你身上，登录密码由你输入，草稿形成时间是你离开银行后的第十一分钟。”陈默说道，“技术鉴定会继续做。你现在可以否认，但每否认一次，都要留下一个将来能被核对的说法。”
李文斌重新低下头，第一次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他承认自己去过银行，承认寄存箱属于恒远投资，也承认印刷厂是公司租用的档案处理点，却死死咬住两件事不放：没有替周德海代持，没有受人指使毁证。
晚上九点半，银行保险柜的查封手续完成。
李文斌使用的是双钥匙保管箱。按照程序，银行工作人员、两名见证人员和证据保全人员共同在场，全程录像开柜。
柜子里已经空了大半，只剩一张保险单和几个旧信封。
这似乎印证了李文斌所说的“个人物品”，证据人员却在箱体内壁发现一小块没有清理干净的封口蜡，颜色和印刷厂一只牛皮纸袋上的蜡痕一致。
更重要的是，银行监控拍到李文斌离开保险柜区时，文件袋右下角印着一串蓝色编号。
印刷厂现场照片被重新放大后，证据人员在工业碎纸机进纸口旁找到半截同样的蓝色编号。
纸张已经被切碎，但文件袋确实进入了碎纸机。
顾志远立即组织人员对碎纸袋分批筛选，蓝凌龙则从恒远投资服务器的备份中检索同一编号，发现那是公司内部“特别项目原件”的档案编码。
编号后四位是0716，对应目录名称只有两个字：江堤。
晚上十点半，第二次谈话开始。
陈默把那半截编号放在透明证物袋里，摆到李文斌面前。
“你说原件是个人物品，为什么会使用恒远投资的特别项目编号？”
李文斌看了一眼，没有回答。
“你说不认识‘堤’，为什么保险柜目录叫‘江堤’？”陈默追问着。
“公司起什么名字是我们的自由。”李文斌应着，他还在努力撑着。
“当然。”陈默点头，“那就继续解释，为什么江堤项目每年收到两百万元，付款时间与三江联盟账册里‘堤二百’完全一致。”
“商业合作。”
“合作内容是什么？”
“咨询。”
“咨询报告在哪里？”
“时间太久，销毁了。”
“发票、人员工时和成果验收呢？”
“财务负责。”
“财务负责人已经确认，公司从未成立过江堤咨询组，也没有人向三江联盟提供过服务。”
这一连串的一问一答，陈默把李文斌逼沉默了。
陈默没有提高声音，只把另一份材料推过去，那是恒远投资服务器里恢复出的项目分红表。
表格显示，除了每年两百万元“咨询费”，一家名为海川发展的公司还会从三江联盟关联企业获得年度分红。
海川发展的名义股东层层嵌套，最终受益人指向周德海妻弟控制的一家境外公司。
“这也是咨询？”陈默问。
“我不知道海川发展的实际股东。”李文斌应着。
“公司设立文件上的联系人是你。”
“我替客户代办过很多公司。”
“为什么这个客户的分红，最后又回到你管理的账户？”
“受托理财。”
“委托人是谁？”
“商业秘密。”
“涉及你本人经手的业务，你可以依法陈述和申辩，但不能拿商业秘密代替事实说明。”陈默又是一连串的询问与问答。
最后，陈默看着李文斌说道：“谁把设立材料交给你，谁决定分红比例，谁让你把‘江堤’原件从银行取走？”
李文斌的手开始抖了，他仍然没有开口，但陈默知道，这货的在瓦解。
陈默不及，用时间再熬一熬李文斌，一定要逼迫他交代。
果然，到了深夜，碎纸恢复工作取得突破。
十几名工作人员把不同碎纸袋分开摊在长桌上，按照纸张颜色、打印方向、装订孔和残留字迹进行拼接。
完全恢复所有材料需要很长时间，但其中一页因为刚进入机器就被断电，只切掉了下半部分。
剩余内容能够辨认出标题：《临江疏浚及港口改造项目收益代持确认》。
正文中写明，恒远投资代“甲方指定关系人”持有海川发展百分之二十的收益权；项目审批、施工协调和执法保障完成后，年度收益按约定账户分配。
甲方姓名所在的下半页已经粉碎，可在文件右上角，有一行手写批注：“按周省长意见，原件只留银行柜，郑、李各知一份。”笔迹与郑海波近年来在省政府文件上的批注高度相似。
陈默看完，没有立即拿着残页去压李文斌。
“先做笔迹鉴定。”陈默说着，“同时核对郑海波是否接触过这份文件。批注写了周省长，不等于周德海本人看过。”
所以的工作做完后，郑海波被依法通知到场说明情况。
一开始，他只承认给恒远投资打过电话，他交代说道：“周省长让我整理重大项目材料，我只是提醒李文斌配合归档。”
“为什么只打二十七秒？”办案人员问。
“该说的说完了。”李文斌应着。
“为什么不用正常工作联系人，而要直接找企业总经理？”办案人员问。
“以前项目上认识。”李文斌还是应着，相对在陈默面前，他显然要轻松多了。
“你有没有说‘旧项目要干净’？”办案人员继续问。
郑海波脸色一变，很快应道：“没有。”
办案人员没有跟他争辩，只让他辨认那张残缺文件，看到右上角批注时，他的呼吸明显乱了。
“这不是我写的。”李文斌急着辩解。
“会做鉴定。”办案人员说道，“你现在只需要说明，有没有见过这份协议。”
与此同时，办案组迅速带来了郑海波，他坚持了二十多分钟，最后承认自己见过。
“协议是李文斌拿来的，周省长只看了一眼。”郑海波说，“他没有签字，只说项目上的收益不要进任何干部本人和直系亲属账户，其他事情让李文斌按老规矩处理。”
“什么是老规矩？”办案人员问。
“用代持公司隔开，年底统一结算。”郑海波应着。
“你为什么在文件上写‘按周省长意见’？”办案人员又问。
郑海波低下头应道：“因为就是他的意见。”
这份陈述仍然需要核实，却第一次把周德海本人、代持协议和项目分成放进了同一件具体事实里。
谈话室外，笔迹鉴定的初步意见也在这时送达，确认残页批注与郑海波留存笔迹具有高度一致性。
结合刘志强关于三次电话的陈述、李文斌手机草稿、郑海波当天下午的通话记录和他刚刚作出的供述，审批组认为其已经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三江联盟提供执法保护，并参与转移、毁灭关键证据。
谈话结束后，留置决定依法送达，郑海波由到场说明情况转为留置审查，他的办公室、住所和公务设备也被同步依法查封取证。
直到这时，办案人员才把郑海波的陈述作为已经固定的一条证据线交给陈默。
陈默没有让郑海波与李文斌见面，也没有向任何一方透露另一方究竟说了多少。
到了凌晨后，陈默第三次走进李文斌的谈话室。
他没有告诉李文斌郑海波说了多少，只把那张拼回来的残页放到桌上。
“甲方是谁？”陈默问。
李文斌看见批注，脸色惨白，他无力地说着：“我不知道。”
“谁决定百分之二十的收益权？”陈默又问。
“不知道。”
“谁说不能进入干部本人和直系亲属账户？”
“不知道。”
“谁让你每年把两百万元记成咨询费，把另外的分红记入海川发展？”
“不知道。”
“谁让你今天从保险柜取走原件？”
“不知道。”
陈默盯着一连串说“不知道”的李文斌，声音依然平静地说道：“李文斌，你不是在保护周德海。”
“你是在把所有设立公司、收取资金、转移原件和毁灭证据的责任都留给自己。”
“账上没有周德海的名字，文件上没有周德海的签字，最后进过银行、碰过协议、站在碎纸机旁的人只有你。”
李文斌一怔，但还是没说话。
“如果你坚持这些事都是你独立决定，我们就按你的陈述继续核查。”陈默说道，“但你想清楚，事实不会因为你不说就消失。郑海波的笔迹、海川发展的实际受益人、项目审批时间和三江联盟分红记录，都会独立证明谁从中获利。”
“我也不会用一句别人都说了骗你，别人说了什么，你将来会在合法程序里知道。现在我要的是你的事实。”
谈话室里只剩下时钟走动的声音，李文斌沉默了足足三分钟。
“保险柜里的协议，是周德海让我留的。”他终于说道。
记录人员抬起头，陈默没有打断。
“五年前，临江疏浚项目准备上马，周德海让我设立海川发展，替他家里人代持收益权。三江联盟负责砂石、运输和外围关系，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李文斌继续交代着。
“每年两百万元是什么？”陈默问。
“固定费用。无论项目赚不赚钱都要给。”李文斌回应着。
“分红呢？”
“按项目结算，最多的一年五百多万。”
“谁决定付款？”
“周德海和龙四谈，具体由周海清跟我对账。”
“你亲眼见过他们谈？”
“没有。我只听周德海说过‘龙四那边已经讲好’。”
“不要把推测当事实。”陈默说道，“你亲历的部分继续说。”
李文斌点了点头，他随后交代了三次与周德海直接见面的时间、地点和谈话内容。
其中两次发生在省政府招待所，一次发生在周德海家中。车辆记录能够对应前两次，第三次则需要继续寻找证人。
他还交代，周德海并没有在任何代持协议上签名，所有指令都通过郑海波或口头传达。
保险柜原件之所以一直保留，是因为李文斌担心有一天被推出去顶罪，给自己留了一道保命符。
“今天为什么又要毁掉？”陈默问。
“郑海波说，清江行动从运砂船上拿到了账，赵伟民已经开口。周德海让所有旧项目按保密要求清理。”李文斌低声说道，“我知道那不是归档，是让我把能指向他的东西全部处理掉。”
“周德海有没有直接对你说？”陈默再问。
“下午四点，他用郑海波的电话跟我说了好一会儿的话。他说，过去的项目不要影响现在的发展。”
“原话？”
“就这一句。”
陈默让记录人员原样记下，没有替这句话添加任何解释。
天快亮时，第一次完整笔录结束。
办案人员没有立即让李文斌签字，而是逐页向他宣读，让他对时间、地点、金额和亲历范围逐项核对。
凡是他说“听说”“应该”“可能”的地方，全部与直接经历分开记录。
签字完成后，李文斌又被安排休息。
天亮以后，另一组人员根据他提供的信息，在恒远投资一名财务人员保管的旧移动硬盘中找到了代持协议的扫描件。
扫描件保留了已经被粉碎的下半页，甲方指定关系人并不是周德海本人，而是他妻弟名下的境外公司。
这份扫描件、银行保险柜记录、碎纸残页、郑海波的批注和李文斌的供述，终于形成了能够互相印证的链条。
到了上班时间，韩明远主持召开证据审核会。
最高检、公安部和督导组法务人员逐项提出问题。
“李文斌的供述有没有诱导？”
“全程录音录像，没有使用虚假材料，也没有告知他人已经作出何种供述。”陈默回答。
“‘周省长意见’能否唯一指向周德海？”
“单独不能。需要结合郑海波笔迹、项目分管关系、车辆记录和李文斌直接接触事实。”
“境外公司由周德海妻弟控制，能否直接证明周德海实际受益？”
“还不能直接定案，但足以与固定费用、项目分红和毁证指令共同支撑进一步审查。后续必须继续查最终资金用途。”
“现在动周德海，会不会太早？”
一夜未睡的陈默沉默一下后，说道：“如果是定罪，现在的证据还需要补强；如果是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现有证据已经超过单一口供和间接推测。”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韩明远没有当场拍板。他把证据目录、程序复核报告和措施建议一并通过保密专线报送京城。
这天中午，批准回复送达。
江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德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同意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韩明远看完批复，只对陈默说了一句话：“明天下午，江北省委常委会。”
陈默点了点头，他没有胜利的兴奋。
从临江运砂船上的一个“堤”字，到银行保险柜里被取走的原件，再到碎纸机旁拼回来的半页协议，这条线走了整整三天。
任何一步提前下结论，周德海都有可能把调查说成政治追杀；任何一步因为压力停下来，关键原件又可能永远消失。
陈默死咬不放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
是每一笔钱的去向，每一项权力的交换，每一句供述能不能被另一件证据撑住。
次日下午两点，江北省委常委会照常召开。
省政府大楼外，一支没有悬挂特殊标识的车队缓缓驶入省委大院。
车上，韩明远把已经批准的留置决定再次核对了一遍。
陈默坐在他身侧，手里没有枪，也没有所谓的尚方宝剑，只有一份按顺序编好页码的证据目录。
真正决定周德海命运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
而是那张网，终于收到了他的座位前！